1951年陈毅禁妓后，上海解放前妓女超过10万，这些妓女该怎么办？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民政局、妇联联合行动派出200多人，连夜突击72家店铺，带出数百名年轻女子。

这些商店是上海剩下的72家妓院，在政府的命令下已经关闭。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社会制度，经过几次政府收容，在上海被彻底取缔。

但在禁止妓院和容纳妓女后，这些10多万妓女应该如何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习惯了十里洋场的繁荣，他们应该去哪里？

上海妓女数量庞大

随着上海的发展，旧上海的妓女兴起，清同治和光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1917年，一位英国学者调查了世界八大城市妓女的情况，发现上海妓女人数与上海总人口的比例为1:137在他调查的八个城市中排名第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上海公开的妓女数量已超过10万人。据统计，当时每20名上海妇女中就有一名是妓女。

虽然“妓女”制度源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但上海的妓女与国民党密不可分。

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后，上海的妓女也发展到了巅峰。当时有3900多家公私妓院。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政府不仅没有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抛出了一个“化私为公”的管理计划，将“私卖”改为“公卖”，试图在短时间内用妓女掠夺财富。

在他们的纵容下，上海已经成为一个“人肉市场”。当时有800多家妓院在册，1200多家未在册。

这不包括“妓女”、“私门”，当时上海的上流社会有多醉，那些被迫害的贫困女性有多惨。

根据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观》的描述，上海的“风月场所”在整个江南地区排名第一。

在老上海的福州路、广东路、汉口路等地，当辛勤工作的人每天回家时，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那些穿着油漆和抹粉的女人站在街道两旁，看到有人路过，就把人拉进了商店。

进店后，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场景，抽烟片，听歌曲，还有那些打着搓麻将按摩的名字，其实做皮肉生意的人，让这里烟雾缭绕，一片颓废的声音。任何心术不正的人，进入这里很快就会和他们同流。

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政府发布了许多禁令来改变这种情况，但这些妓院被视为新政府的禁令，因为有许多财阀、军阀和旧官僚的支持。

一天晚上，上海市市长陈毅乘车去市政府开会。从福州路到延安路，他看到大约764名妓女在路上拉客。

而且，当陈毅的警卫穿着便衣执勤时，年轻女子不断拉生意。

这种情况使陈毅皱起眉头。

查封妓院

事实上，陈毅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就发现了这些情况。

他和军事管理会议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此事。

陈毅和许多同志不能容忍这种迫害妇女的封建习俗。他们一提倡上海解放，就立即禁止这些地方。

但也有一些同志在分析实际情况后提出反对意见。

他们说，上海解放后一定是浪费了很多妓女。他们当时被摧毁的身心创造不仅需要相当大的医疗条件，还需要一些心理咨询师。

而且在救了他们之后，还需要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的生活有了落地，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他们因流离失所而重操旧业。

这种说法不是空口。

1949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对1000多名妓女进行了调查，其中96.1%因生活困难被迫、被骗、被卖到这些地方。

这些不得不从事妓女行业的人没有任何生活技能，也没有回归社会的准备。甚至有相当多的妓女根本不想开始新的生活，只想死。

归根结底，在长期的妓女工作中，身心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导致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绝望。

曾经有一个被救出的妓女感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和大家的意见后，陈毅只能说，条件成熟后，他会尽快安排救这些女人。

虽然没有集中的大规模收容行动，但上海市公安局对妓女问题颁布了严格的管理法规，鼓励妓女主动脱离苦海，严厉杜绝对妓女的强迫。

在政府的禁令下，许多长期经营这项业务的人感到紧张，并主动关闭了许多妓院。

即使一些妓院工作人员仍然傲慢和专横，并试图保持威望，一旦人民政府发现他们永远不会容忍他们，他们将立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情节特别严重的，立即开枪。

在这些政府措施下，在上海更具影响力的“百乐门”、两个舞厅的舞者“维也纳”主动向政府寻求帮助。

在他们的带动下，陶公馆、美星等妓院的妓女也主动参与学习，脱离苦海。

看到这种情况，上海市妇联自然非常支持，主动派教师向他们宣传男女平等的观念，让这些受压迫的妓女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政策实施后，到1950年底，上海的妓院从518家减少到79家。

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还派出50多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告，然后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20天。

通州路418号，这些妇女干部，是上海10万妓女改造的骨干力量，也成为后来的妇女教养所。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1951年11月，政府统一行动正式开始。

11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召集全市70多名妓院老板讲话，宣布开设妓院是违法活动，并收回执照，责令限期停业。

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民政局、妇联派出200多名干部在公安局统一指挥下突击行动，关闭全市所有剩余妓院，逮捕仍在营业的妓院老板和店内人员，将妓女送到教育中心接受。

随后，上海市政府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收容活动。到1957年底，上海的妓院终于被清除，妓女终于成为上海的过去。

被救出的妓女去了哪里？

从妓院救妓女只是解放妓女的第一步，让他们以全新的面貌适应新社会的生活，从根本上救了妓女。因此，陈毅市长和上海市政府煞费苦心。

这些妓女中有许多人，在长期的压迫下，身体或多或少都感染了疾病，心脏也变得非常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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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陈毅市长指示上海市卫生局派出一批医生和专家到妇女教养所治疗。

盘尼西林(青霉素)等消炎药主要用于治疗，价格昂贵。当时中国不能自主生产，主要从海外进口。

当时，中国也面临着西方的经济封锁，进口这些药物的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当时上海医药仓库的盘尼西林是专门为朝鲜战场的志愿军伤员设计的，这与养老院的需要相冲突。

得知情况后，陈毅立即作出指示：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再想办法。

陈毅说，在朝鲜战场上战斗的解放军需要盘尼西林，但在旧社会遭受痛苦的姐妹们也需要盘尼西林，所以他很难做出这个决定。

妇女干部在治愈她们时，也开始了思想转变工作，陈毅调拨盘尼西林的行为，也成了妇女干部的突破口。

有一个叫杨红梅的女人，刚进教养所的时候脾气暴躁，对政府的收容非常不满，整天和女干部面对面。

当她知道自己每天用药的来源时，她完全醒来了。她主动来到养老院办公室，说她以后会加快转型，尽快在社会上发挥作用，用行动报答政府对姐妹们的大恩大德。

在他们思想的转变下，这些脱离苦海的女性讲述了自己的苦难历史，积极配合养老院干部的劳动改造。

从那以后，没有必要动员干部。每一次抱怨会议都成了这些可怜女人发泄的方式。每次会议上，每个人都哭了。

哭过之后，大家积极参与教养所组织的劳动学习，学习纺纱、织毛巾、缝纫等技能。

他们生产的毛巾、袜子和其他日用品被命名为“新品牌”，被上海百货公司收购并销往全国各地。

坚持上海市政府“转型安置一批”的政策，1953年春节临近时，第一批治疗身体疾病、掌握生活技能的妇女走出养老院，被当地工厂招聘为女工，从此过上了幸福稳定的生活。

有了第一批，就有了第二批。1955年，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养老院。有的人去国营农场，去农村参加生产合作社，有的人在工厂靠手艺谋生。

还有900多人想离开上海，所以他们主动要求政府去新疆，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用他们虚弱的身体在新疆创造一个广阔的世界。

当第一批改造后的妇女进入社会时，一些未婚的年轻男子写信给养老院，要求养老院的干部向他们介绍对象。

看到这些信，教养所的干部深情地看到了这些信，经过仔细调查，促成了几个幸福的家庭。

上海劳动教养所于1958年11月送走了最后一批人。

到目前为止，这些受压迫的妇女同志，经过收容所的改造和疗养，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用自己有用的身体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光发热，要么回到原籍，要么在农场安置，要么在工厂工作。

为了让回到家乡的女性不受歧视，政府还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回到家乡的女性顺利融入正常生活。

政府救助机关和养老院也妥善安置了少数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随着上海妇女救助事业的发展，旧社会“妓女制度”的糟粕逐渐被全国各地取缔。大多数受苦的妇女终于过上了平等的生活，在新社会依靠劳动和自力更生。

世界上第一个解决妓女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塞里佛埃说。

她说，上海只用了七年时间就解决了妓女问题，但完全消除了公私妓女的问题，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此外，在转型过程中，上海市政府并没有简单地禁止救援和放弃，而是为大多数受迫害的妇女找到了出路，这样她们不仅可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生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妓女转型工作做得很好，这也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大事。

事实上，从陈毅市长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心中，拯救大多数受苦的女性同胞，就像解放中国人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基于这种心理，他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些女性着想，为她们考虑后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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