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扬州丨 纵能腰缠十万贯，岂敢长留扬州买买买?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唐代诗人张祜和王建分别写下《纵游淮南》和《夜看扬州市》时，肯定不知道自己会给后人研究唐朝的扬州提供一条重要线索。唐代在城市中普遍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实行坊禁、市禁、宵禁，以维护治安，巩固统治。然而诗句中的扬州则完全打破了这些约束：“十里长街市井连”，商贸街坊从黄金坝一直延伸到了唐衙城脚下，居住区和商贸区连在了一起；“夜市千灯照碧云”，都过了宵禁时间，扬州城中的商户还家家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扬州作为唐朝时全国的货物转运中心，是全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也是娱乐业最发达的城市，只要有钱，在这里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纵有万贯家财，到扬州消费，钱包也很容易被掏空。高度发达的商贸业和娱乐业，使得货币在扬州非常受宠。

一个离不开货币的城市

处于长江和运河之交的扬州，在唐朝迅速成长为无可取代的全国货运中心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来自长江上游、中国南方和外国的货物都要从这里换船，由运河北上，运销全国各地。因为港口贸易繁盛，大量大食、波斯商人在扬州定居，使得货币在扬州的使用量变得非常巨大，而货币对于扬州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唐朝建立后，税赋制度实行的是租庸调制，政府税收主要是由粮食、丝绢麻布和劳役组成，但扬州这样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中央允许其主要通过货币形式交税，因此，扬州还出现了专门从事货币交易的金融家。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唐朝的扬州能有这样的地位，能够为中央政府铸造新货币，并且影响了后世数百年。

扬州替中央试铸新货币

古代和现代一样，发行货币是国家权力象征，地方若非中央允许，是不得私自铸造铜钱的。唐代中期，由于发生“安史之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为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唐王朝累变钱法，搜刮民间财富，导致国家法定货币被百姓弃之不用。加之当时寺庙遍布，众多僧尼均依赖官府供给，中央财政负担沉重，让当时的皇上不得不考虑改革币制，以方便统治者能继续从民间搜刮财富，维持中央财政。

这时候已经到了唐代会昌年间。实际上，唐朝经济由于商品贸易的比重比较大，对货币已经非常依赖，以至于在八世纪末期，就已经将唐初实行的“租庸调制”改成了“两税制”，即从原来的用实物交税，变成一年两次用货币交税。此时，手上缺钱的唐武宗对各地寺庙圈地圈钱却让中央供养的行为很感冒，于是改变了武则天、李隆基时期大兴佛教的策略，诏令废灭天下佛教，拆废各地寺院，烧毁佛像等用以铸钱。

安史之乱后，扬州商品贸易迎来新的高峰，对合法货币的需求旺盛而迫切，所以对这一改革贯彻落实最为得力。主管扬州一带的淮南节度使李绅铸造了一种背面铸有“昌”字的“开元通宝”钱，以纪年号“会昌”，并把它进呈给中央政府。在这之前，虽然有些朝代的诸侯王也能铸钱，但和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有时难以分辨，如果地方出了不足值的钱上市流通，又无法追溯来源，就会造成币制的混乱。这次唐武宗一看扬州呈送的开元通宝，连声叫好，因为背后有记号，就能知道哪个地方谁发行的货币不符合中央规定了。

于是朝廷下令各地州郡仿效淮南的做法，铸造背面有记地文字的开元钱。这些背面有文字的“开元通宝”钱，因铸造于唐代会昌年间，故通称之为“会昌开元”钱。

背字古铜钱精妙绝伦

对于“开元通宝”，先要澄清一个误解。“开元”虽然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的一个年号，但“开元通宝”并非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铸造的。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始铸“开元通宝”，四个字为大书法家欧阳询亲书。它以“宝”字作为钱文，为后世铸钱所效仿，故而唐朝以后铸行的钱币多称“××通宝”、“××重宝”或“××元宝”之类。而开元通宝在唐朝一直沿用，钱币专家能从字体和形制的变化上，分辨它们出于哪一朝的皇帝。

扬州领风气之先铸造会昌开元钱，中央在全国各地推广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铸造。到今天，我们能够找到的多达23种，但唯独扬州铸造的背“昌”开元钱打的是皇帝的年号，其他背越、背洛等22种，全是记录的地名。后来，在铜钱上打铸造地的方式就这样被沿用了下来，一直到清朝，发展到最高峰。

从顺治朝开始，铜钱背后普遍开始用汉文或满文记地。康熙时期，为了促进满汉融合，康熙发行的货币除了中央户部和工部发行的钱币背后用满文，其它行省发行的康熙通宝全部用满汉文双标地名。目前看，满汉双标的康熙通宝有22种，其中20种比较常见，还有两种比较稀有，分别是背“巩”和“密”，只在博物馆里有。

收藏喜好者还把24个地名汉字组成了一首诗“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贵陕云漳”。江苏一带发行货币有两个地方，江宁府和苏州府，所以今天我们在康熙通宝背后看到宁或者苏的字样，便能分辨出钱币铸造的地点。

背“昌”会昌开元，记载着扬州城市的荣光，反映的是唐朝扬州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中的显赫地位。那个时代的扬州，是如今每个爱家乡的扬州人心中的“梦里唐朝”！

作者张晨